1111笔者在整理所藏《于右任书法碑刻遗珍》时，发现在众多于右任先生书写的碑刻中，除过相当一部分是由于右任本人亲自撰文并书丹以外，还有一些是由当时社会名流名士撰文而再交于右任书丹而成的。按照我国传统的碑文化所形成的风格，墓志铭、墓表等在刻碑时，是要将撰文者、篆盖者、书丹者甚至镌刻者的名字刻在碑上的。因此，当看到附图所展示的墓志铭、墓表的拓本时，不难发现参与者无一不是『大腕』级的人物。

《董少将振五墓志铭》：

于右任撰并书。

《胡励生墓志铭》：

吴昌硕篆盖，于右任撰并书。（图一）

《故处士镇海刘君暨其妻王夫人墓志铭》：

张人杰篆盖，蒋中正撰文，于右任书丹。（图二）

《华宁金太公（纯泰）墓志铭》：

李根源篆盖，金天羽撰文，于右任书丹。

《蓝田赵君次庭墓志铭》：

杨仁天篆盖，柳亚子撰文，于右任书。（图三）

《扶风公心如先生七旬纪寿之碑》：

吴敬恒篆盖，谢无量撰文，于右任书。（图四）

等等……

1111而如以上所列，不管是多大的『腕』，凡写作者，都是用『撰』或『撰文』一词。然而，在笔者所藏众多的拓本中，也有极少数撰文者不用『撰』，而用『造』。如附图：

《张中将义安墓志铭》：

章炳麟造，于右任书。（图五）

《赠大将军邹君墓表》：

章炳麟造并篆额，于右任书丹。（图六、七）

《彭君（仲翔）墓志铭》：

沈尹默造文，于右任书丹。（图八）

笔者所藏中，仅此三件用『造』而不用『撰』的碑刻原拓。

1111在汉语词典（包括古代和现代）中，『撰』含有编纂、编写的意思，而『造』也可释为作、制造、创建之意。最初整理这批拓本，发现这一用词的区别时，笔者并未觉得有何不妥，只是以个人学识觉得『造』好像不如『撰』字表达的直接、明白，并且顺口。

1111一次偶然读到《原来如此：（一八四〇—一九四九中国底本）》一书，发现了一段有趣的文字：近代以来诸贤哲，以熊十力最为霸气纵横。辛亥革命期间与李四光等登高眺远，各自挥毫寄兴，他写道：『天上地下，惟我独尊』。当时帝制已废，共和初成，他作为湖北早期革命党人，却毅然决定弃政从学，但他雄心万丈，著书论说，用一个『造』字，而不用『撰』、『著』之类，这个『造』字在印度是被尊称为『菩萨』的人才能用的。一九二四年，他造《新唯识论》，打出师门，自创新说，并取《大智度论》里称颂佛祖无边法力的『十力』一词为名，不久便名闻天下。［1］

1111读罢方知，原来『造』与『撰』还是很有区别的。

1111当然，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最富原创性的哲学家，现代新儒学的『三驾马车』之一的熊十力先生（另两位是马一浮、梁漱溟），笔者是不敢有丝毫亵渎之意的，对章炳麟先生亦同样如此。

1111章炳麟先生作为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之一和近代国学大师，在中国文字的字义上是很有研究的。

1111《学林散叶》中就曾记有其对『贫』、『穷』两字字义的诠释：

1111章太炎在成都时，有一客叙述己贫，请求他向四川当局推荐。章太炎听了勃然大怒说：『你一贫已至此，若至穷时又将如何？』在座的赵熙（光绪十八年进士，授编修。历主东川书院、川南经纬学堂等，成才甚众。曾以弹劾奕劻、赵尔巽、盛宣怀，声震朝野。辛亥革命后回蜀——笔者注）以为是章的旧友，为打圆场，就说：『贫与穷亦有异乎？』章太炎说：『异甚。所谓贫者，以其贝（古人以贝为钱）分之于人，而己身尚不致一无所有；若穷则弃家而无有，孑然一身，藏身穴内，安能与贫并论乎？』后来，赵熙对他人说：『我读书数十年，今日方才懂得贫穷两字字义啊！』［2］

1111不过，章炳麟先生在写墓志铭、墓表时也并非全用『造』字。

《张清和先生墓志铭》：

吴昌硕篆盖，章炳麟撰文，于右任书。

《新安王君墓志铭》：

吴敬恒篆盖，章炳麟撰，于右任书。（图九）

《清故宁阳县知县张君墓表》：

章炳麟撰并篆盖，于右任书。

1111如此札记，似乎扯得太远了。其实这也算是在学习于右任诗文中的另类收获。于右任诗文和书法中涵盖的知识太多了，值得我们深思的东西也很多。不管怎么说，越看越想，于右任先生还是最朴实、最淡定的。难怪柳亚子先生称其『落落乾坤大布衣』。

注：

［1］ 钱波，夏宇：《原来如此：1840—1949中国底本》［M］北京：文汇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74页。

［2］ 盛巽昌，朱守芬：《学林散叶》［M］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97年，第34—35页。